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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在长征路上“病危”背后的真相

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,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曾生过一场大病。对于周恩来生病和治病的始末,至今仍众说纷纭。为这件事,笔者曾搜集了大量资料,并在国防大学档案室查看了有关当事人的档案材料,得出的结论是:周恩来长征路上的那次生病,主要是靠医生的治疗而转危为安的,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“听天由命”。

周恩来长征时的贴身警卫如是说

长征途中,周恩来有两名贴身警卫:警卫长范金标和警卫员魏国禄。

魏国禄在周恩来逝世的那年,写了一本《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》的书,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12月出版。在这本书的53页,有一篇《周副主席在病中》的文章,专门介绍了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患病的事。魏国禄在文中写道:

回到住处,范金标把准备好的晚饭,仍然是青稞麦、豌豆苗,端出来请首长吃。

周副主席看了看说:“不想吃,你们给我搞杯开水来吧。”

我端来开水,他摊开了文件,照例在那个微弱的灯光下办公。我放下开水,周副主席叫我去休息,并说他也马上休息。果然,我出屋不久,看到他办公室灯也熄了,我很高兴,心想:今天晚上副主席休息倒挺早。但是过了不到一个钟头,就听他叫:“警卫员!”

我急忙走到他跟前,他说再要杯开水。我听他说话声音与往常不同,显得那样有气无力,就问他:“你是不是不舒服?”顺手一摸,我惊叫了一声:“首长在发烧!”

请来医生,一量体温39.5度。这可把我们吓坏了。邓大姐更是为首长的病焦急不安,一直守在身边精心照顾。

第二天,周副主席烧(热)得更高,整天昏迷不醒。毛主席和刘伯承、叶剑英等首长都来看他;看到副主席病得那样,都很着急。毛主席问卫生部的同志:“傅连暲能不能回来?”

“傅医生随朱总司令率领的五、九军团南下了。”卫生部的同志说,“电报上说回不来,太远啦。但是,一支队那里还有个医生。”毛主席指示卫生部打电报叫那个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。

很快就来了一位姓戴的医生,据说是跟罗炳辉同志从江西吉安出来的,医术很高,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个好医生感到高兴。

按照医生的吩咐,我们几个警卫员轮流从山上搞些冰来化成水,泡毛巾给首长做冷敷……

魏国禄的回忆说明,先找来的那个量体温的医生,应该是第一个给周恩来看病的人,可能是随队的医护人员,而那个“姓戴的医生”则是戴济民大夫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件事,连相隔数百里的朱老总那儿也发了电报。后来又找了其他医生,魏国禄之所以没写进他的这本回忆录,是因为戴济民大夫提出冷敷降体温的治疗措施后,他已被派到60华里外的雪山去背冰了。

卫生部原顾问王斌这样说

笔者手头有一份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于1981年9月22日访问卫生部顾问王斌的记录稿。参加的人有方明、成元功、郑淑芸、力平和李海文。这份记录稿是由郑淑芸整理,然后用旧的手动打字机打出来的。访问王斌的“访题”是:“总理在长征路上患病及在延安时从马上跌下后骨折治疗等情况”。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:

在我们红军时候,最厉害的有四种病,就是疥疮、疟疾、下腿溃疡和拉痢疾。那时他(指周恩来)患的就是这四种病中的一种。在毛儿盖,总理拉痢拉得很厉害,发高烧,经过化验检查在总理排的大便中发现有阿米巴原虫,从化验结果就可以诊断为阿米巴痢疾。当时邓大姐、贺诚(红军卫生部部长)都在场。我为总理看病时,那是他病比较重的时候,临床表现为高烧多天不退,白血球增高,皮肤黄染,肝肿大在右下横指,我当即怀疑他是不是阿米巴肝脓疡,触诊肝区已拖到右肠窝内,这种病在红军内见的不少,在临床也看的不少,也做过不少解剖,主要都是一个脓肿,结合化验检查及临床表现,可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。作这个诊断时,邓大姐、贺诚都在场。长征途中非常困难,好在我带着一些检查或诊断用的X光机、显微镜等。还有治痢的药易米丁。由于病重(垂危状态了),我除了用易米丁药外,还请卫士同志去毛儿盖山上去挖冰,用冰冷敷,主要放在肝区。为了使炎症不继续发展,因肝脏正压在横行结肠上,所以我的战术是诱导它向下发展不向上发展,要让它按照我的计划达到穿孔排脓……

一天,卫士跑来告诉我,大便拉了好多,有多半盆,我马上去看,拉的就是该排出来的脓。我真是高兴极了,邓大姐也高兴了。我高兴地说,体温会降下来的。体温在下午真降下来啦!大姐对我说:“哎呀!真是很紧张啊!”

时间久远,记忆难免会有出入,但王斌当时是红军卫生学校校长、著名的外科大夫,肯定参加了对周恩来疾病的治疗。如果不经治疗,这种长征途中“死亡率极高”的病怎么可能自己好呢?参加这次访谈的同志很细心,在对王斌顾问访问后,又特意去北京医院访问了潘其美大夫。潘大夫说:“易米丁药是治疗阿米巴痢疾的特效药。总理患病是因用药及时,而光靠冰敷是治不好的。冰敷只能起降温作用。”

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这个采访组后来于1988年9月26日和10月30日又两次对王斌进行了访谈。王斌顾问不顾年事已高,还为周恩来的那次生病绘制了示意图,并留下了以下文字:

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毛儿盖患阿米巴痢疾,经主治医生王斌和李治大夫、孙仪之大夫共同会诊,在显微(镜)下发现阿米巴痢疾原虫。故此确诊。

继而每天高烧。发现肝右叶肿大下垂到盆腔口。白血球增多。

以胸骨和脊柱中线为轴,测量左、右胸围。右侧胸围比左侧胸围大四横指。因此确诊并发右叶肝脓疡。根据临床病理统计,多是孤立的肝脓肿,可与横结肠粘连。穿孔排出脓汁而愈。但也有不是孤立的一个,附带两三个较(多)脓肿。

天佑先人,周副主席的病顺乎自然发展规律而痊愈。当然与诊断治疗准确有关。注射Emetine,肝上方放冰袋促其向下发展与横结肠粘连穿孔。

这份当事大夫的珍贵手迹,不仅道出了周恩来当时的病情,还另提到了李治和孙仪之两位大夫。孙大夫当时已故去,李大夫当时还健在,所以中央文献研究室又派郑淑芸访问了李治大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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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责任编辑:孙易恒]